语文教育越来越功利,母语也离我们越来越远

“春风至,杏花红,母命儿,去发蒙,儿勤读书母自喜。弟弟妹妹花下戏,花下不可戏,伤花失母意。”在《日课》编者王星私人收藏的2万多册清末、民国语文教材中,这篇《入学歌》最让他动容。“它没有告诉孩子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,而是告诉孩子不认真读书妈妈会难过”,这种亲情意识的引导比空洞概念的灌输要好得多。

这几年,因民国百年热,民国课本、教材及童书的出版形成一股风潮,人们恍然发现,曾经的母语教材是那样的流畅;蔡元培、叶圣陶、丰子恺、张宗麟等教育大家都曾为孩子的母语教育付诸努力,并发展出人性化的教育理念。

然而,在夹杂着战乱、政治变革与运动的百余年变迁中,文字之从容、印制之精良、理念之中正,这些我们本应亲近的母语教育基础、基准,在当代功利且僵化的教育中成为一种“奢侈品”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,孩子属于尚未到来的时代。当60余年的教育普及落实了“抓”,我们需要追问,抓住孩子的当代社会在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,尤其是母语教育?中国母语教育曾是何种面貌,有多少人为其做出过探索和努力?这样的母语何以离我们每个人远了?

回溯母语教育,以及以母语作为载体及核心内容的近代语文教育,是回应这些问题的一条路径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,语文学科被投入了大量社会资源,尽管它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,尽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应试语文教育,但大众并不理解语文与安身立命的关系,甚至对母语、对语文学科缺失敬畏。原因之一,是母语教育的发展脉络一直是当代大众认知中缺失的一环。

这是我们伴随着2017版《日课》出版去寻找“母语”的原因。在不同时代,母语教育都寓意着未来的起点,在近代变迁繁复的中国,它同时让人警醒那些历史弯路上的痛点。只有当这一代人开始寻找“母语”、回溯“语文”,下一代人传续母语教育的方向才会更加明晰。


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第一册《过新年》

采写 | 新京报记者 孔雪

王星执教于无锡太湖高级中学,校园广场上种着榉树。老无锡人家讲究前榉后柏,寓意后辈中举、前人百岁。他的家离学校不远,秋天银杏叶落一地,踩着叶子走着走着就从家到了学校。

“我也不记得和老六是怎么认识的,人要做点事,时间慢慢走,自然而然就认识了”,王星说,“第一次碰面就聊到了老课本,我提出了想法,他说,‘你做吧’”。

 

从事语文教育多年又一直搜集清末、民国语文课本的王星一直有个想法,如果不考虑成本,如何给孩子“最好的”母语教材?2011年,他与出版人张立宪在一顿饭中敲定:以1965年创刊的老杂志《东方红》中的日历形式,把已整理出的三千多篇老课文做成一套当代童蒙读本。

 

从2010年心有此志,到2014年《日课》正式出版并在十天内首印售罄,王星经历了一次充实又痛苦的老课文筛选、编辑过程。他相信,只有老六这种执意做好书的理想主义者才能把一本母语教材编印、装帧得如此“奢侈”。翻开《日课》,我们能读到一群教书人、做书人亲近母语的默契与执著。

王星

生于1980 年7月,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副校长,江苏省首批学科优秀青年教师。近年致力于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,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”课题研究。

在化为碎屑之前

搜集、整理、抢救旧教材

王星的第一本老语文课本收于1988年。他在表弟家的阁楼上无意间发现一只大麻袋,倒出来全是书。这只表弟的爷爷留下的旧麻袋,让他与语文老课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 

从8岁起,王星就开始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定期去庙会、集会上收古籍。上了初中,他跟收旧货的人成了朋友;到了大学,又发动散在四方的同学帮忙收书,再从《藏书报》、西祠胡同到孔夫子旧书网,王星的旧课本收藏见证着国内传统旧书交易行业的发展。

 

如今,30多万页书、三千多册清末民国时期的旧语文课本,按出版社、学段整齐地码在他的书橱中。它们大多出版于1898年到1949年。从1898年的《蒙学课本》出版至1937年抗战开始,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,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。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、墨不同,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。有些一折就易断,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。

 
从晚清到抗战前期,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,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。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、墨不同,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。有些一折就易断,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。

王星说,由于纸张寿命有限,这些书或终会在某一刻化为碎屑。从2010年起,他希望能用10年的时间,把清末民国1800余种近2万册语文教材目录整理出来。目前清末和民国中学两册已经完成,民国初小分册正在进行,高等小学及作文分册则排在计划中。

 

这个长久计划并未受2012年民国百年引发的老课本、老作文热潮影响而改变,相反,王星恰从其中得到提醒,“当时很多人把民国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翻印,有些做得比较低劣,我们索性做了选择,只把老课本中适合于当下的东西挑出来”。

 

把家里几个大书橱中的30多万页课文压缩成365篇,这个过程对王星而言非常痛苦。对着一张2013年的空白日历,他迟迟不敢填,在多次忍痛割爱和推翻重建后,才定下以春夏秋冬为框架,内容则由浅入深。但当2013年版《日课》进入图片处理阶段,王星心中仍觉出一丝未满。张立宪叫停了印制工作,两人决定缓一年,再磨一年。

 

2013年底,避开了民国老课本热潮高峰,2014年版《日课》低调面世,首印册数斟酌选定在一万册。出乎两人意料,张立宪在该书上市几天后就在高铁上接到了首印售罄的消息。

《日课》

编者:王星

版本:新星出版社

2016年9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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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潮背后的失落

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

“读库”推出《日课》两年多后,张立宪新创了品牌“读小库”。“读库”走过了十年,随着不少读者生儿育女,张立宪开始关注下一代的阅读与教育。

 

在今年杭州晓风书屋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交流会上,他念起一段新国文:“玻璃缸中,金鱼两尾,小猫来,欲捕鱼,我入室,猫逃去”,念完,用几秒钟的时间呷了呷嘴,才从文中回来。

 

《共和国教科书》由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出版,十余年间销售七八千万册。百余年后到了张立宪手上,蓝皮、宣纸、楷书、繁体、线装,影印再版的《共和国教科书》,涵盖28册教科书及对应“教授法”全部内容,仅平装定价就500多元。

 

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做一套价高得不好卖的老课本?张立宪回应,“翻开这些书看,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,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,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。”当他把这套童蒙读本交到杨绛手中,她竟能背诵一些旧篇章,因为这套书正是她儿时用过的教材。

 

旧教材的文字之美打动了张立宪,另一位出版人俞晓群则在民国老课本、老作文、老试卷已在呈现出版饱和状态时,发掘出民国童书这块新文化版图。

 

今天日本绘本对中国大陆市场形成强势影响,然而日本“图画书之父”松居直曾评价:“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。”当时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,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《幼稚园的社会》序中的理念:“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、水和调节温度,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。”

 

童书虽小,却也是辛亥革命催化的文化成果之一。但百年来,它们近乎全然散失。民国百年热的出版风潮背后,隐含着童蒙读本散失严重的现实。如今不少儿童教育从业者、研究者了解陶行知、叶圣陶等教育家编写的童蒙读物,却只闻其名,不见其书。

 

原因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外,60多年的社会变迁也将旧教材和童书的创作群体打散了。他们或移居国外、台湾、香港,或湮没无闻,或落得战犯、汉奸、反革命的身份;留守大陆的人则经历多次政治运动,一些曾创作出那样温暖的母语读本的灵魂被迫失了魂。

 

俞晓群曾读到,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陈鹤琴在1982年病危时,口中仍不断喊着“黄包”,那里面有他的入党申请书。带着感动与痛点,做书人要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,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《幼稚园的社会》序中的理念:“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、水和调节温度,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。”

遗忘与不忘之间

我们曾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

直到现在,做了高中副校长的王星依然坚持语文老师的职责,但他不会在课堂上把《日课》讲给学生听,“因为他们现在的人生目标不一样”。他向学生坦白,“我现在教你们的大多数内容不是语文,是如何去考试。等高考考完,有些东西可以遗忘”。

 

寒暑假中,他有更多余地去做想做的事,比如带着团队自编教材。在王星主编的《国学经典》一书目录中,有家书、古诗文,也有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等老教材中自然常识类的课文,但出处被抹去了。“如果这套教材交给老六做,肯定会不一样”。很多时候,王星要做退让。

 

王星说,在中国五千万学生教育普及的压力下,教科书的材质、编印方式在书籍中属于最次。现在情况在提升,书页透光、掉页、油墨沾手的情况逐渐少见。但他仍时常翻着百年前的母语教材止不住惊讶,“很难想象在清末,在大多数人印象中‘封建王朝没落’时,图这么大,字这么大,每一页、每个年级、每个学期应该有多少个字,要如何体贴学生的视力、认知能力和阅读体验,都被考虑到了”。这些在当时仍属精英化教育的童蒙读本,在思想、内容上固然不乏缺陷,却仍让王星深受触动:我们曾经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,而它们似乎被今人忽略、遗忘了。

 

在应该遗忘和不该遗忘之间,王星以面向社会的《日课》和面向学校的《国学经典》试图让更多的孩子、学生离母语更近,让当代教材编写者看到曾经被实践过的方向。

 

为什么要在绘本流行、各类童蒙教材涌现的当代,仍去追寻清末民国时期的教材和童书?除去当时启蒙教育的人性化与中正平和的教育理念,更重要的是,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亲近母语的童蒙教育做出努力。这些努力在当下虽易被埋没,却依然闪光,且有照亮前路的可能。

 

就像俞晓群在淘民国童书时,脑海里总会闪过“焚书坑儒”和“孔壁遗经”的历史景象。无论是王星、张立宪还是俞晓群,他们都在试图发现那一堵今日的“孔壁”,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当代回应着鲁迅的那句话:“杀了‘现在’,也便杀了‘将来’。将来是子孙的时代。”

 

自上世纪30 年代民国教育部公布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以来,繁简之争一直持续至今。图为丰子恺画作《今昔对比》。

对话王星

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

新京报:《日课》中有很多日常化的场景,比如一个小男孩自己穿衣服。现在的小学课本未必会讲如此日常而浅显的内容。

 

王星: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人服务。现在的教材有太多说教,急于把“道理”说出来灌输给孩子,和学生日常生活离得很远。我们不想把很多东西讲得太明白,教育本身是体验。我信仰陶行知的生活化教育,“知道”和“去做”应该结合,知行合一。现在的教育让人急于“知道”,然后把“去做”简化成做练习题。真正的“去做”在于生活,生活不能等同于题目。

 

《日课》反映了大量日常生活,比如待人接物、迎送客人以及多吃青菜豆腐。如果学校能有一门学科专门有一堂课告诉孩子应该多吃青菜豆腐,我可能就不用这么担心了,因为我儿子只吃肉。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,把这些看起来浅、但该做的都淡化掉了。

 

新京报:童蒙阶段的认知方式会随着人的成长体现在日常层面,比如今天国人衣服上出现英文字母远比出现汉字更时尚甚至“正常”,海报上字母也成为默认元素。

 

王星:在认知起步的阶段,先学字母再学汉字,汉字的先天亲近感被隔离开,母语已经称不上是母语了。比如现在我说“大”,很多人会经过“da”再反应到本字。这种思维方式一直被强化,母语的母性和亲切感就会被淡化,这背后是国人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,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了。

 

新京报:语文教育从业者对于母语、拼音和教材编写有自省以外,社会上对于语文教育的批评声音一直未断,伴随着十几年来的新课改,争议更加复杂。作为行内人,你怎么看外界这些批评?

 

王星:长期以来,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点:一是语文书选材不当、落后;二是像繁简、拼音这样的争议性问题。对于第一点我的观点是,语文书只是一个工具,课文只是例子,从教学方法而言,例子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反例来教。

 

此外,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也集中在对语文老师的批评上。语文学科“被考试化”后,教师屈从了考试制度,从而成为替罪羊。

 

语文是一门专业学科,然而它的专业性很容易被大众忽略。其他学科作为应试学科有标准的对错,而且专业性难懂。但语文好像特别容易教、容易学,学过语文的每个人都能以个体经验对某一套语文教材做出评价,尽管很可能是以偏概全。所以看似地位很高的语文,其实最不被大众敬重。

 

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批评语文,深层原因是缺乏对母语的敬重。语文这个学科从1898年到现在,虽不尽完善,但百年来,像梁启超、蔡元培、张元济、胡适等,多少人为它努力过?百年探索中肯定会有问题,问题如何来纠正,要沉下心来看,否则只是在转圈。所以我回应批评的方式就是把我们曾经拥有的语文教材先理清。我见到清末民国时期的原书有1200多种,历史资料中可确认的有1800多种。这是个什么规模?按照一套书的平均册数估算,大约有两万册。几十年间我们曾经出版了两万多册语文书,它们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文学科。而大多数人只揪着一本两本书甚至是一篇两篇课文在批评,并未从语文学科的发展来考虑。

 

新京报:谈到语文教师,近几年像郭初阳、蔡朝阳这样因教育理念受到公众关注的语文教师,陆续选择脱离体制,以更独立的身份影响当代语文教育。教了多年语文,你怎么看当下语文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?

 

王星:上世纪50年代语文学科设立了以后,社会投入巨大,但我们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语文发达。作家不是语文教出来的,而像编辑这样的专业文字工作者,长期居于幕后易被忽视。大众并不理解语文与安身立命的直接关系,似乎学习语文的目的只是为了那一场考试。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,语文无用的论调就逐渐出现,到那篇影响广泛的标志性文章《百无一用是语文》,对语文、语文老师的消极评价也达到顶峰。受其影响,一些语文老师也觉得自己很“无用”。我常对自己身边的语文老师讲,做语文老师要有一个专业爱好,比如去研究诗歌、文言文、小说等。语文书里什么都会碰到,总有一天,你专精的东西会成为拿手项,甚至成为一方大家。

 

现在“最好的”语文老师就像机器人,上课不漏要点,整齐划一。像郭初阳、蔡朝阳这样有想法、有追求的语文教师,在体制内面对考试的诉求,面对理想难以实践的现实,会非常痛苦,也会随着思想的深入发现个人无法撼动机制。长久的痛苦到达临界点,人会选择离开。而我把自己劈成三片,为了减少痛苦,分得清清楚楚,其实是一种“人格分裂”,但目前仍在自身的控制范围内。

 

新京报:语文教师、《日课》编者和教学管理者。以三种身份,你怎么看当下的语文教育改革,你期待的语文课改是什么样的?

 

王星:在现行教育体制下,有没有更好的教语文的方式?开明书局曾采用活页方式出版教材或是一个选项。现在课程改革允许地方版本的教材,也是在下放选择权,但这选择权并未到语文教师手中。给语文教师课文目录资料库,让他们选好篇目再装订发放,这也是一种选择权的下放。大家的教材都不一样,会“逼着”语文考试改革。这样,语文教师也不必被迫去讲自己也不理解或不认同的课文。

 

语文教育是深陷社会制度的,我们现在是“带病上路”。其实每个时期的教育人都意识得到教育存在的问题,至于怎么改,则需要时间探索。近年来,中国的教育可以总结成两个字:“折腾”。比如新一轮课改又在强调“核心素养”,那么“非核心素养”是什么,由谁来决定?“核心素养”要了,“非核心的素养”就可以不要?如果处理不妥,是不是会影响接下来的几代人?我期待语文课改能真正做到关爱教师和学生,而不是玩弄文字理论概念和用不断变化的考试、招生政策折腾人。说改就改的中国教育,缺少一种敬畏。没有敬畏,我们会忘记教育的真正宗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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